重文轻武的后果，突然来袭的结果

此刻的种放也是笑着看了他一眼，然后也是很无奈，只见他笑着开口说道：“哎，皇上对于我的怀疑我能理解，毕竟我长时间镇守边界又手握兵权，阻挠辽军南下之路，如今这次我也是面临抉择，如果这次我惧怕这些东西，我种放又怎么可能成为区区男子汉，这次就算是辽军陷害我，我也要誓死守住长安城阻止辽军的侵略的野心。”
这个时候所有将士瞬间被带动起来，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大帅能够起到作用，这是对全军将士最好的激励，再加上自己如今国家的军力虽然在长安主动出击可能性比较但是成果却比以前大的多，在历史上的一句话叫做一将不成累死三军，将军的作用往往比一般士兵作用大的多。但是宋朝的将领种放也正是因为自己出身是文臣，所以皇帝对于猜忌没有那么重。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拥有了控制政权的筹码，古今中外皆然，从这一点出发，皇帝本人是必须要掌握军队的，不然皇帝就不是他当了，分分钟成傀儡甚至灭族。
矛盾的地方在于，整个国家的军队很多啊，且分布在边疆重镇，皇帝一个人怎么统领？这就像官府一样，皇帝当然想自己统御万民，可是做不到，那就只能建立一个官僚制度，经过逐级官吏传达，施行自己的意志。
军队也一样，皇帝要想掌控全国军队，那就只能建立一个军队系统，由元帅、各级将领往下推，最后到士兵。而造反，就是某个将领不听皇帝的了，带着底下人反抗皇帝。
造反，其实就是这个制度的一个弊端，因为皇帝掌控军队是间接的，皇帝掌控将领，将领掌控士兵，皇帝是通过掌控将领然后再掌控士兵，士兵是不一定效忠皇帝的！
士兵不一定效忠皇帝的原因很简单，古代的士兵不少志愿兵，而是义务兵，他们不是自愿来为皇帝抛头颅洒热血的，渴望建功立业的只是少数，绝大部分是被抓壮丁拉来的，当兵是他们养家糊口的一个职业。
皇帝又远在京城，绝大部分士兵是没见过皇帝的，而将领近在眼前，再加上军事作战所需的士兵服从将领这是必须的，军队内部必须保证将领的权威，不然打仗的时候将是一盘散沙，皇帝对士兵的管控力自然比将领弱。
这一点，皇帝也是看得到的，为了防止将领造反，他们相出了种种方法，总的来说就两大类，一个是分离将领和士兵，使得“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另一个则是把握住粮饷。
第一个方法很有操作难度，如果玩得不够，将领跟士兵打成一片，等于没玩如果玩得过火了，比如统兵权与练兵权分离，这个将领练好的兵交给另一个将领去带，将领跟士兵大眼瞪小眼，对皇权的威胁是小了，可同样的，对于军队的战斗力大受影响，毕竟哪个士兵会甘愿把命交给陌生的将领，打起仗来，心里总是怀疑将领的指挥，而将领对士兵不熟悉，调度起来也很麻烦。
运用这种方法的很多，比如虎符、监军等等制度，都是为了防范造反。
第二个方法就是夺取将领发粮饷的权力，粮饷这东西，都是来自于民间赋税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嘛，问题是这羊毛谁来割呢？是中央统一割好了发到士兵手上呢？还是将领自己隔了发？
在中央强势、财政充裕的时候，打死都不会把割羊毛的权力交给将领的，将领给士兵发粮饷，士兵感恩戴德，眼里就只剩下将领了，哪还有朝廷和皇帝？
但在少数情况下，中央又不得不将适当的财权交给武将，让将领就近征集粮饷无疑可以给朝廷省去大笔人工和运输费用，军队获得补给也更及时，打仗打得更有劲了，在财政不充裕的时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不过下放财权是一把双刃剑，武将统军与财政权合一，虽然可以增加军队灵活性，增强战斗力，但也会大大增加武将造反的概率，没有钱，武将造反就没有底气，有了钱，什么不敢？
历数那些比较大的造反，比如安史之乱，那就是因为中央下放了财权，军饷是将领发的，士兵对将领非常拥护，这才敢造反，不然像钟会，可能先被自己部下给干掉了。
宋朝有鉴于唐末五代的军队政变多的数不过来，推行了一场全面的弱军行动，什么以文治武、财权分离、下属限制等等，彻底灭了将领反叛的苗头，之后的朝代沿而用之，并进行改进，所以宋朝以后，武将造反就很少了，成功的几乎没有，更多的是哗变，如苗刘兵变。
从安史之乱开始，直到大宋王朝正式建立，这期间两百多年的时间，中华大地上经历了无数次战乱和政权更迭，一个又一个诸侯你方唱罢我登台，世道之混乱为中国历史上所少有，所造成的伤亡和破坏也是惊人的。
支撑这种毁灭性的混乱背后，是武人集团权力的极度膨胀。
而身为武人权力集团中的一员、又经历过这种混乱的宋太祖赵匡胤，便决心要终结掉这种混乱。
实际上，赵匡胤对武人集团心态是矛盾的：
一方面，他毫无疑问是武人集团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依靠家族军功起步、又倚靠自己的武将班底成功夺取皇位建立大宋
另一方面，他身在其中，也深知武人集团的破坏性和不稳定性。正如他与开国宰相赵普说过：“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使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