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一章 胡虏终无百年运

夏军主帅李察哥利用贺兰山和黄河相夹的有利地形围住了“轻敌冒进”的同军木麻部，在战术上可以说相当成功。
可惜，面对大同的国力和战力碾压，一两次成功的战术根本无法挽救战略上的被动。
此战中，夏军凭借十倍于敌的雄厚兵力，向木麻部发起了多轮猛烈攻击，却受限于两军的巨大战力差距，迟迟都没能破开同军严密的阵型。
就在李察哥见势不妙急命麾下与敌人脱离接触时，同军的援军却赶了过来。
木麻趁机展开反攻，拖住了士气已竭的夏军。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知兵善战的夏国晋王李察哥果断放弃了与敌纠缠在一起的人马，只带部分精锐立即撤退。
这个决定为夏国保住了将近两万的精锐兵马，也将为国血战的忠勇将士推入了火坑。
先被同军内外夹击，再遭主帅出卖，夏军的殿后部队很快就地崩溃了。
顺州之战，同军歼灭及俘获夏军五万余人。
而在此之前，宋军攻入西寿保泰军司的消息也传到了兴庆府，夏人终于尝到了背信弃义趁火打劫的恶果。
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李乾顺步步防守以待形势变化的幻想彻底破灭。
而顺州大败，更让夏国失去了赖以与同军周旋的野战力量。
战报传至兴庆府，夏国小朝廷乱作一团。
有主张立即遣使入同割地乞和的，有主张远走大漠避敌锋锐待同军力竭后再卷土重来的，有主张孤注一掷集中所有兵马于静州城下迎头阻击同军的
夏国主李乾顺一生经历了很多次的大风浪，深知临大事不能摇摆的道理。
其人很快做出了誓死不降的决定，让一众观望的臣子有了主心骨，收起了自己的小心思。
面对强敌来袭，存续了两百余年且亡而复生的李氏政权显然比赵宋王朝更有韧性。
李乾顺明知打不过同军也坚决不降，不仅源于党项李氏骨子里的桀骜难训，更在于“地方万里”的夏国就是一块没什么肉的硬骨头。
辽阔的疆域、稀缺的人口、落后的生产方式、野蛮的文化等等，都使得外来征服者很难在夏地建立长期稳固的统治。
大同帝国可以打败夏国，却别想轻易收服夏人。
夏国只要不放弃，就有翻盘的机会。
不过，站在敌对一方，具体指挥此战的同军统帅牛皋则有不同见解：
夏国统治者多年来穷兵黩武，对内压榨、对外掠夺的凶残都远超同时代的其他政权。
其上层欠下的累累血债迟早要还，对他们来说，坚持下去也许还有活命的希望，一旦放弃，就可能遭到无情清算。
事实上，大同在新占领地区展开的社会改革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相比于宋、辽、高丽等国的百姓，夏人的“戾气”更重，更难被“驯服”。
但其国的底层百姓只要被发动起来，就更“忠诚”，也更热衷清算曾经残酷压榨自己的各类贵人并不限于党项族。
这使得大同对夏国的消化相对来说更加简单粗暴，效果显现也更快。
这些底层夏人一旦沾染了贵人的鲜血，通常会变成最坚定拥护新官府统治的兵卒或共建会基层骨干。
任何事务都有一体两面，简单粗暴见效快的社会改革自然也有相当大的副作用。
在一系列的清算中，夏国的“传统文化”遭受了沉重打击，更将部分原本可以争取的摇摆势力推到了大同的对立面。
其实，早在伐夏之战开启前，大同朝廷就专门研究了夏国的改造计划。
同对待辽、宋、高丽内部的既得利益者一样，胸怀天下的正乾皇帝并没有想过要对夏人赶尽杀绝因为根本不可能做得到。
夏国百姓，无论番、汉，只要愿意放弃抵抗，大同帝国就能给其改过自新的机会。
具体政策也类似于宋、辽等国大族分宗、迁籍。
稍有不同的一点是“改信”，或者说接受“汉化”。
李乾顺亲政之后，虽然反其曾祖李元昊化汉为番的举动，大力推行汉化改革。
可这种汉化却是出于稳定李氏政权的需要，改革也很不彻底，导致其国上下层严重脱节，底层夏人仍然番化很深，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更改。
“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方为大一统。
即便是小国寡民，要想长久稳定，也得有共同的文化概念。
至少，大部分人得有共同的文化概念才行。
疆域越是广阔人口越是众多的王朝，越需要国家政治上的整齐划一和经济制度、思想文化上的高度集中。
不然的话，内部就会陷入持久的纷争。
徐泽决定对夏人实行更加深入的汉化，并不是为了什么“汉化天下”的历史使命。
其人的做法与当初李元昊推行化汉为番没有本质区别，李元昊是为了维系党项族的统治，而徐泽也是为了彻底消化夏地。
很明显，这个任务绝不会轻松，肯定会受到夏地既得利益者的激烈反抗。
不经历几个回合的周折，大同帝国别想彻底消化夏地。
但欲要消化一个番化严重的政权，这些周折是值得也是必须的。
夏国横跨河西走廊，沟通中原和西域，是大同帝国“大陆战略”极其重要的一环。
夏地不宁，大同帝国就算日后开拓了西域，也迟早会丢掉。
欲要逐步汉化并稳定统治西域、吐蕃和辽国上京道，就得先汉化夏地。
因而，在彻底消化夏地改造夏人一事上，没有任何条件可谈。
这就是徐泽宁愿邀宋军攻夏，日后再费周折“二次拓土”，也要集中精力先消化贺兰山一带的夏国精华地区的主要原因。
不过，消化夏地虽难，却也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